“他还说，等我死了，你们再把我运回家乡。他的这种精神，更对我们的发掘工作产生了很大的激励。”特约摄影王警

陕西考古学家讲述从石器时代考古转向秦汉考古的经历
◇人物
魏京武

研究员，曾任陕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陕西蒲城人，1956年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60-1993年期间从事新石器时代考古，1994-2002年期间参与了秦俑二号坑的发掘工作。

◇发现背后
秦俑二号坑

秦俑二号兵马俑坑位于一号坑的东端北侧，两坑相距20米。二号坑平面呈曲尺形，俑坑东边有四个门道，西边有五个门道，北边有两个门道，门道都呈斜坡形。二号坑东西长124米，南北宽98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距离现在的地表深约5米。

两度发掘李家村，推翻安特生的结论

1960年，我被分配到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从事史前考古。1961年3月，我去了西乡县葛石乡李家村遗址进行发掘。这个遗址是195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水考古队调查发现的，1960年的时候做过试掘，发现一些陶器组合在当时来说比较特殊，和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陶器不完全一样。特别是包括一种三足的罐在内的三种陶器比较少见。夏鼐先生和石兴邦先生觉得很特殊，觉得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发掘工作。

我就带着考古队去了。

我在那里发掘之后发现，这里的陶器和仰韶文化有一定的区别，1961年发掘以后，我把这些标本都带回来。石兴邦先生带了一些到北京给夏鼐先生看。夏鼐先生看了以后，觉得很可能是仰韶文化前身的一种文化，比半坡的遗址还要早一些。

我们就把它命名为李家村文化。几乎是同时，北京大学的严文明先生在华县的老官台也发现了类似陶器，后来我把李家村文化归入了老官台文化。在此之前，新石器时代最早只到了仰韶文化，距今6000年左右。上世纪20年代，瑞典的安特生在中国通过一些调查，得出结论说，仰韶文化是从西亚传入中国的。而李家村、老官台遗址的发掘把新石器时代往前推了7000年左右，而且与安特生的结论不一样。由于当时的社会形势，这里的发掘后来停止了。大约是在1974年左右，我们所的另外一个同志在这里做了一些工作，把标本拿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做碳14测定，结果发现，测定的年代为4600多年，这样的话，比仰韶文化晚得多。

我几次碰到夏鼐先生，他认为，这个数据不太可靠，让我再去做这个工作。

1979年，考古工作全面恢复了，我再度来到了李家村挖了一个探方采集碳标本，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工作。经过测定，距今为6900年，比仰韶文化要早。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1974年的那次测试，因为我们所的同志没有参加1961年的发掘，他是在断崖上采集的上层龙山文化的标本。

1980年，我又到何家湾遗址进行发掘。这个遗址也是1960年考古调查时发现的，也在西乡县。这里主要是房屋基址和墓葬。我们在这里的最大收获是，在仰韶文化上层有龙山文化，在仰韶文化下层，压着李家村文化，三种文化的地层关系非常清楚，从碳14测定上，也证实李家村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到1982年底，这里发掘工作全部完成，发掘面积两千多平方米。1983年秋天到1985年，我们又对龙岗寺遗址进行了发掘。这个遗址位于陕西省南郑县石拱乡爱国村的西北部，有一个很完整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墓地，有三百四十多座墓。因为何家湾所发现的地层关系只是孤证，因此我们到这里做了发掘，使先前的结论得到了证实。

可以说，我主持的几次考古发掘推翻了安特生的说法。
接着，安康修水电站，我们就在淹没区进行了发掘。
遗址虽多，但文物并不丰富。

在五年多时间里，我们不仅做了一些发掘，而且做了一些搬迁古塔、古庙宇的工作。

1990年以后，宝中铁路修建，我们又对沿线做了一些发掘工作，其中有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

参加秦俑二号坑的发掘

1994年，秦俑二号坑正式发掘。秦俑博物馆馆长袁仲一与我关系很好，他对我说，你来这里做吧。我有一点犹豫。因为在此之前，我一直做的是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秦汉考古还没有做过。但是，考古发掘的技术和程序基本都是一样的。而且，新石器时代的地层比秦汉更复杂，袁仲一认为没有问题，我就去了那里。从1994年6月到2002年8月，我一直在那里工作。我们在这里发掘了三千多平方米，把二号坑全部揭露出来了。每周一，博物馆来一个车把我接到那里，周五下午又把我送回来。

秦俑二号坑的发掘是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秦俑博物馆共同组织发掘的，具体的工作由秦俑博物馆负责。这里在1977年曾经进行过试掘，之后又回填了。在1993年年底，二号坑遗址保护大厅上面的房子已经盖好了，发掘工作就在房子底下进行。发掘前，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发掘方案专家论证会，并成立了由国家文物局领导的秦俑二号坑发掘专家组，专门指导二号坑的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在两天的讨论中，通过了发掘方案。

方案决定把二号坑的发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清理俑坑上部的土层，把棚木全部揭出来；第二阶段清理二号坑北部一、四单元下的遗迹、遗物；第三阶段，清理二号坑南部二、三单元棚木下的遗迹、遗物。全部工作争取5-7年时间完成。1994年3月1日，还举行了发掘典礼，国家文物局局长、陕西省省长等官员以及专家学者共有三四百人参加。当年10月14日，秦俑二号坑兵马俑正式对外开放，三千多名国内外人士首次参观了发掘现场。此后，每天都有五六千人，有时一二万人到这里参观。我们的工作情形，也暴露在观众的眼皮底下。

二号坑是一道一道的，下面放秦俑，上面是棚木，再用土覆盖。我们划分了24个20×20米的探方，每个探方又用十字隔梁分为四个小区。我们做的第一阶段的工作是清理俑坑上面覆盖的土层，把坑顶3600多平方米的的棚木遗迹全部揭露出来。

二号坑的边墙、隔墙、门道、封木门等都全部揭示。在俑坑内，有修俑工人的足迹、鞋印等痕迹，门道上遗留了工人运送物品时留下的车辙。

其中，包括双轮车和独轮车。

而工人留下的烤火痕迹和暴雨冲刷的水流迹象，又可以证实，二号坑的修建历经了冬季和夏季。在发掘二号坑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许多困难。由于坑内潮湿、高温，遗址大厅又是封闭式结构，腐朽的棚木适宜霉菌迅速生长，每次杀菌都要用去一吨多的化学药水，空气中总弥漫着一股药水味。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工作，很多人都得上了关节炎。1994年夏季，大多数人都患上了皮肤病。

直到遗址大厅的通风条件改善后，发掘现场的空气湿度降低，大家的皮肤病才得以痊愈。也是在这一年的8月，我们队的王玉清在工作的时候突然跌倒，挣扎着爬起来后再次跌倒在坑边。送往附近的解放军三十三医院急救后，诊断为脑血栓。从此以后他瘫痪在床，说话言语不清。

两个儿子都要接他去住，但他不习惯，坚持住在考古队的一间平房，他的老伴只好过来服侍他，每天晚上，他都要坐在轮椅上，由老伴推着他到俑坑附近转一圈。他还说，等我死了，你们再把我运回家乡。他的这种精神，更对我们的发掘工作产生了很大的激励。

由于我家和石兴邦先生住对门，作为秦俑二号坑发掘专家组成员，我每次回家时，他都要询问二号坑的发掘情况并提了很多建议。此外，他还多次到现场指导。二号俑坑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后，一些考古专家如宿白、俞伟超等人都给予了很高评价。1999年，秦俑二号坑发掘专家组获得了1996-1998年全国优秀田野考古一等奖。

1600张照片拼成秦俑二号坑全景

1996年，二号俑坑上面的土全部清理完毕，3600平方米的棚木全部被揭示。要发掘二号坑，必须要把棚木去掉。而一旦揭去棚木，就再也不能复原了。此前的一号坑发掘就没有留下棚木的原形，这次不能重蹈覆辙。我马上提出建议，做一个棚木模型，全面展示二号坑的原形。

我提出这个建议后，袁仲一馆长立即表示支持。于是，我们花了几十万元，做了一个十五分之一的模型。

做棚木模型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课题组。首先，我们就制作模型所需要的材料、仪器做了很多的调研。选泥型用土的时候，工作人员专门把不同的土壤样品送到西北化工研究院，对土的各种性能和指数进行了测试分析，最后选定了红色胶泥土。

为了获得精确的数据，我们在二号坑内设立了控制测量网，建立遗迹测点一万多个，并把每一个测点放在对应的制作模型上。仅测绘草图，就画了一千多张。由于模型巨大，制作时间很长，为了防止泥型干裂变形，课题组指定专人每天日夜定时洒水保养，上面用湿布蒙盖，顶上还搭了塑料布棚，同时注意控制温度、湿度，使它经过两年多仍然保存完好。为了让棚木腐朽后的纹路真实显现，另一个同志实验了多种方法。从这个模型上，人们可以看到二号坑的棚木全貌。

除了棚木模型，二号坑的全景照片也让我们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照常规，拍摄这样大规模的考古工地的全景照一般是用飞机在空中拍摄。

可是，二号俑坑上面已经盖了保护大厅，怎么拍全景照片成了一个难题。考古队的专职摄影师一开始采用了人工拼图的方式。他们爬上大厅网架的横梁，对地面做俯视定点拍摄。然后把照片对照着图纸进行剪裁、拼接。由于拍摄的光线、角度不统一，拼接起来误差很大，而且色调也不理想，无法达到基本的要求。

此时，考古队的发掘都受制于全景照的拍摄。袁仲一下令，不拍完全景照，就不允许发掘。最后，大家提出了新的拍摄方法并用计算机拼图。

我们在二号俑坑上面布置了纵横坐标系的方格形拍摄控制网，然后把相机悬吊在控制网的纵横坐标点上，镜头垂直对着拍摄对象，操作者在下面用遥控器控制拍摄。

这种方式使得全部俑坑所需要的照片拍摄角度基本一致，光线和色调也比较接近，同时减少了人手操作的误差。通过对灯光的布置和事先的计算，并检验了试拍效果，我们共拍了两千多张照片，最后选了1600张。然后用计算机拼接成一幅全景图。（信息来源：新京报　魏京武/口述、记者张弘/采写）

说说您的看法：(无须注册)

共0条评论暂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