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克：2004年初，我的一个朋友给我买了一些颜料和画布，建议我可以画画，我就直接上手了。我也就是瞎画，现在也还是瞎画。我以前对绘画没兴趣，也从来没有训练过。有点荒诞的是，我自2004年初开始画画，年底就办了展览，还被人买走了。所以从2004年起，我算是把画画当成了一份正式职业，一门手艺，有自己的经纪人，有自己的画室，每年完成20多幅作品，我就靠这个养家糊口。我这个诗人现在就靠画画吃饭。
早报：当年的很多诗人现在都去了高校，比如北岛、西川、多多，您有这样的机会吗？
芒克：没有大学邀请过我，大学请我演讲我都拒绝了，我能讲什么？我没有太多的校园经历，这辈子干得最长的工作就是在白洋淀插队7年。我18岁去农村，回城后去工厂呆了1年多，后来因为办杂志被开除，打那以后就没有进过单位了。年轻的时候，胡来成了诗人，现在瞎画成了画家，好歹活到现在。我觉得挺好。你真叫我到单位，我也不习惯。这跟我性情有关，人各有命。现在带孩子玩，习惯了，挺好。
“那时候，我们一激动就扒火车”早报：能谈谈白洋淀插队的7年吗？
芒克：在农村我也不劳动，一年的工分居然倒欠。我整天在外边玩，他们也不怎么管我。我在村里混得烂熟，跟玩伴们关系很好。现在，那个时候的玩伴居然都成了大人物，而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村子里的坏小子。以前我每年都回白洋淀，现在很少去了。几年前，和我玩得最好的朋友死了，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特别不舒服，就是觉得这地方不应该再来了。
早报：当时，写诗意味着什么？芒克：那个时候写诗是最简单的事情，有笔和纸就可以了。写诗就是没事情干。在白洋淀，我们村和别的村的知青都在写，但大家各写各的，真正热闹还是在办杂志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写诗，哪里想过会出名什么啊，只要别被抓起来就行。那个社会太无聊了，写诗无非是想自由一些，别你们让我们说什么，我们就得说什么。我们看点书接触了点西方的东西，我们热爱自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去农村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城里面管束得那么严酷，到了农村后发现，农民不是太关心“文革”。自己写点东西，老百姓知道什么啊。那时候就是兴趣，翻了点洋书就想要写点什么，真没想到还成了什么东西了。你问我这些诗怎么写的，忘了，就像不是我写的一样。
早报：但当时大家用的诗歌语言已经非常独特了。芒克：当时，诗的语言就是大家瞎琢磨出来的，也没有太在意。这帮人也没有经过什么训练，能阅读的东西也不是太多。反正就是感觉，这样写好，大家基本上还互相认同。
早报：在那个时候，您还学着《在路上》去流浪了一回。芒克：那是1972年，我和彭刚他们，这些人有画画、写诗、做音乐的，对西方的东西也看了不少，然后我们就心血来潮地说：我们也先锋派了。我们对先锋的理解就是超前，然后很冲动地学着《在路上》上路了，没几天就被遣送回来了。当时，我俩身上就2块钱。那个时候很天真，对外省一无所知。那时候，我们一激动就扒火车，一路居然都没有被查，直到汉口才查到我们逃票。然后我们又扒火车往回跑，在信阳的时候又被赶下来。我们实在没辙，找谁要饭啊，满街都是要饭的。后来实在饿晕了，遇到一个民政局的好心人，她给了我们2块钱买吃的，还让我俩去民政局找她。彭刚编瞎话，说我们钱丢了什么的，其实我们哪来的钱啊。后来她打电话到我妈单位――北京阜新医院，我妈说，“几天没见你去哪里了？”后来我们就上了火车回北京，在火车上又大吃大喝。
早报：对比现在安定的生活，30多年前的事情好像很遥远了吧？芒克：真的是好遥远的事情，而且觉得不是我的事情，这事是我经历的吗？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回忆录，我觉得没啥可以回忆的啊，我做梦都不怀旧。百无聊赖才去怀旧，再百无聊赖就喝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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